淮安市

政治学在行政规制领域主要探讨公共利益问题、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问题，以及利益集团的冲突对公共利益的影响。

在政府管制低效与市场失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完全放弃管制或实行私有化也并非是解决问题的万全之策，因此实行管制创新与部分放松管制成为政府管制的发展方向。2．行政规制行为是直接行为。

其三，具有宏观调控职能的部门也同时具有行政监管职能的事实，并不能在逻辑上直接得出行政监管包括宏观调控的结论。另一方面，行政主体是具有行政法人格的法律实体，随着行政主体的社会化，其范围不再仅局限于行政机关，而是进一步包含了授权主体和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其他组织，[14]可以涵盖综合性的政府部门、独立的规制机关和授权的非政府组织等不同的行使规制权的主体，符合我国行政规制权力的结构、配置与运行的实际。在阻力较小的领域，当然可以一步到位，直接建立独立于部门的监管机构。经济管理也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是对其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行政法视角下行政规制研究的核心是行政规制控制，行政规制控制的核心是行政规制权。

[58][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8226;F#8226;史普博所言，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48]具体规制强调的是微观性，具体的规制对象是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这与宏观调控强调宏观性的特点截然不同，二者在研究的方法和侧重点等方面都必然存在较大差异。"宪法之道，也就是某种内在于宪法又立于宪法之上的规律或法则，是宪法之为宪法的根据。

近年来，修改宪法的呼声不绝。只有把握宪法之道，明了宪法之法，才能确定哪些是必须写进宪法的，哪些是不能写进宪法的。这才是真正辩证的改革哲学。因此，防止"文革"的悲剧重演，不仅仅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仅要消除"四大"等诱发"文革"复燃的隐患，更重要的，是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完善国家制度，保障公民权利。

其中，价值法则是最根本的，它是宪法的价值来源和逻辑起点，并由此完成对宪政的正当性、合法性的证成。这样，修改或重新制定宪法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

自由即维护人的尊严和福祉。当然，制定出一部好宪法，最要紧的，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宪法的基本问题。这个逻辑的核心，是与秩序意识觉醒相伴随的法制意识的觉醒。1981年，《关于建党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强调，必须巩固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绝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

抛弃疾风暴雨式阶级斗争的做法，不意味着找到了解决超出供需矛盾的诸多社会矛盾的好办法，更不意味着解决供需矛盾的办法可以直接成为或者可以替代健全民主和加强法制的基本办法。法律权威从来就不仅仅来自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凭借的外在强制，而是更多地来自法律自身的内在理性。根据全民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草案所作的补充修改近百处。哪些是必须改的，哪些是不能改的，从而明确方向，分清纲目，既定元固本，又开拓创新。

例如，改革开放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不仅能够支持改革开放的决策和过程，而且可以容纳和消化改革开放所导致的道德文化和社会政治方面的诸多积极的和消极的结果，并能够把消极结果最小化、把积极结果进一步转化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团结的动力和资源？法律的作用如果不仅仅在于恢复和维护被"文革"破坏了的秩序并巩固和维护现有秩序，那么，法律还应当做些什么呢？当时，学界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讨论、关于法律本质的讨论、关于民主与法制关系的讨论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讨论，为确立民主和法治的大方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但是，对于究竟应当制定什么样的宪法和法律以及怎样制定，却不是很清楚的。法律之上若没有法，就像权力之上没有法那样，也是会走向专横和任意的。

1982年4月，宪法草案交付全民讨论，讨论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气氛之浓、影响之广，史无前例。这种觉醒，既显示了对"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状态的厌弃和对社会稳定和公民权利的向往，也透现出在经历人治暴虐、德治落空之后必定转向普通秩序和一般规矩的历史轮回。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怎样规定公民权利。人民主权和程序理性在许多场境里都可能作为法律合法性、至上性的论据，例如，法律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志、符合正当程序等，但是，归根结底，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是从价值法则里推演出来的，并由价值法则决定和统摄。人本即一切为了人，为了一切人。古人所谓天道、地道、人道，说的都是大道。1978年宪法意在否定"四人帮"，恢复国家秩序，制定后还作了修改，如1980年5月取消宪法第45条规定的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和平时期修宪之通例乃是以被修改的宪法即现行宪法为基础宪法。

宪法不仅要跟着改革的步伐走，不断确认和巩固改革的成果，而且要更多地引导改革、指导改革，为改革留出必要的空间，为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文明进步提供更宏大、更坚固的理论和制度框架，并在必要时能够限制改革、约束改革，从而，借助法律的力量，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定不变。要使宪法"成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先得制定出一部好的宪法。

当此之时，更应当对宪政原理探幽究微，对修宪主张慎之又慎。惟有良法而非恶法，才具有为人遵守、不可侵犯的内在力量。

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惟有价值法则才是根本法则的核心，决定和表现宪法和宪政的真正本质，为宪政奠定最终的合法性基础。如果把握不了人本和自由这个核心，便会只有宪法秩序，没有宪政秩序。20年来，宪法在实施的过程中，有3次共17处修改，其中大多数修改是关于序言和总纲的，这表明，我们对根本法则的认识和表述，无论在实体内容方面，还是在抽象技术方面，都还在不断求索。

这样的法则涵蕴于人类生活的日常规则，与其说要靠我们来制造或发明，不如说要靠我们来发现或叙述。这样的法则，即古人所谓不易之则，"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型之，万世传之"。

可以说，从1975年宪法到1978年宪法再到1982年宪法，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逻辑。1980年，邓小平发表题为《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当初以1954年宪法而不以1978年宪法为修宪基础，说到底，是因为1954年宪法要比1978年宪法较好地反映了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的要求，体现了现代宪法尤其是社会主义宪法的一般特征。同时，不仅增加了公民权利条款的数量，而且恢复了1954年宪法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扩大了公民的政治权利范围，增加了对公民权利的程序性保障条款，增写了关于公民基层自治权利的规定，明确了权利与义务一致的原则。

该宪法虽然对1975年宪法有所修改，但是，在序言里仍然肯定"文革"，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关于国家性质、社会矛盾、共产党与人大、与公民的关系以及关于工作重心等重要问题，也保留了不少不恰当乃至错误的规定。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主要解决政治动力和政治正当性问题，程序理性的程序法则主要解决制度设置和程序正当性问题，它们通过在公共领域里解决价值法则的有效性问题，构成宪法制度，并通过使用权利语言，从人权或自然权利中推导出若干政治权利和程序权利，构成宪法权利。它们既是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的凭藉和最高法律效力的源泉，又是立宪、修宪、行宪的制约和指导，是宪法之上的法。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是价值法则在公共领域里的运用，其运用的程度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实际条件

一、区域合作协议的拘束力 凯尔森在讲到法律规范的效力时指出：我们所说的‘效力，意思就是指规范的特殊存在。《西班牙公共行政机关及其共同的行政程序法》第6条第3款规定：如成立负责监督和控制的联合机构，它应处理由协作协议引起的有关解释和履行方面的问题。

《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第18、19条规定的违法行为就包括违反行政区域边界协议的行为，所规定的责任就包括按组织法实施的行政处分。但是，各种此类协议的性质和制度仍然不确定、不稳固。

但是，缔约主体可以根据需要设立行政协议的实施机构。一项法定协议并不是在法律史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